清华教授：为减少垃圾学术，学者应有不写或者少写的勇气

论文人人会写，此乃我忝为法学教员执鞭(教鞭)几年的一大体会。我积年观察，发现许多从来没写过论文，平日里视书如仇、君子动口不动笔墨的朋友，在求取学位之时，人人皆能捧出一篇学术论文，或长焉，十几二十几万字;或短焉，三万五万字。

字数长短，视学位为博士还是硕士以定。吾人见此情景，大喜曰：做学问搞研究，真乃易事也。

不过，也有学人嗔怒道：学非易事，磨砺以求，未必有所成，怎可等闲视之!且看年近期颐的钟敬文在《中华读书报》撰文说，他一生中只写过三、五篇论文，他对那些能够写出上百篇论文者表示怀疑。

钟老先生从事学术工作数十年，尚认为论文难写，何况吾侪?!这番话真振聋发聩。那么，做学问搞研究，果然为易事耶为难事耶?论文泛滥，反倒是法学之殇?看来不可打马虎眼过去，还是探个究竟罢。

学术研究的“专利法”

记得曾有台湾学者感喟：大陆有那么多学者(有许多年轻人)埋首学术研究，这样做学问一直做下去，将来可不得了。我闻此曾亦以为然，不过，后来转念一想，却感觉不对。

盖因大陆学者虽多，学术水平却参差得很，在大陆做学问，似易事;台湾地区学者虽然不多，学术水平却往往令绝大多数大陆学者难望其项背，我与台湾地区法学教授接触，

发现其人数少得可怜(台湾地区各大学没有教授“扩招”以至学者盈门这回事)，不像大陆学人满坑满谷，触目皆是，然而台湾地区法学教授的学术功力却值得尊重，其著作信实可靠，也非大陆充斥的粗制滥造的所谓学术著作可予媲美，在台湾地区，明显感觉做学问真乃难事。

其实，学术之难易，全在于是否以创新为圭臬。不以创新为要求之所谓学术，人云亦云，须臾成篇，当然容易。

道前人所未道，皓首穷经，孜孜以求，如行蜀道，当然就难。吾友尹伊君曾将前一种情形称为卖土豆式学术，譬如人土豆地里挥锹弄镐，不一会儿麻袋已满，沿街叫卖，风光无限，心花怒放，何其爽哉;

后一种情形为抽茧拔丝式学术，譬如从茧中取丝，那过程何其痛苦，其产出何其稀少，有志于此者，百无一人，这番学术，才是真学术。

真学术必然要有创新。美国学者唐纳德·肯尼迪指出，“在学术成就评价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独创性和优先权”。学术诚实表现为对他人独创性和优先权的尊重。

施蛰存先生曾谓：“一个态度严肃的学者，在他的著作中，一定会明确地提出他自己的新观点，新理论，必须是未经人道的。”钟敬文先生也说：

写东西还要遵守一些学术道德和学术纪律。我的博士生做论文，所引用的书目我要管，做注要全，否则别人会不知所云。

我经常跟研究生说，你们的学习需要创新、也应该创新，这就是解放思想，但同时要有充足的材料和扎实的论证，把创新落到实处，这就是实事求是，两者是辩证的。

学术论文本质上是一种“创作”。尽管“创作”一词用于文学艺术作品之创造，即“文学及艺术作品，出于己意，不事模仿者，称为创作。”其实学术论文同样要求“出于己意，不事模仿”，这一点与创作无异。

无创新无以称为“创作”，无创见不必称为论文。创见者，乃是独到的见解，亦即“事为往日所无，而突现于今日者，谓之创见。”

一个真正的学者应当具有学术上的创造力，所谓创造力乃是“个人能特出新意，造作一事一物之力量也。”有创造力的学者似乎太少，或者制度、环境不鼓励创造使得有创造潜力的人也逐渐失去了学术上的创造力。

既然如此，那么大量草长莺飞般产生的“学术论文”又从何而来?答案是“偷”，专用术语为“剽窃”。剽窃不仅是针对文词说的，更主要的是针对立意说的。窃人立意，掠人之美，与鼠窃狗偷实出一辙。

健全的学术批评

健全的学术批评是救活法学研究的一朵灵芝。法学之低劣、僵滞与陈陈相因，需要由一剂清醒的学术批评打破、激活和扭转。

在我国，法学研究保持低劣化的一大原因，是缺乏健全的学术批评。有学者指出：“缺乏学术批评和不重视学术研究的独创性，也是制约学术正常发展的重要因素。”[6]将学术正常发展的障碍因素归结为缺乏学术批评和不重视学术研究的独创性。这一看法可谓切中肯綮。

法学与文学不同的是，文学有自己的批评家和文学批评理论，一部作品出来，倘若是有批评价值的，就会有批评文章发表，这种对作品的品头论足，不但有益于读者(提高读者的鉴赏能力，避免白花了银子上了劣书的当)，而且有益于作者。

作者自鉴往往囿于自我偏见难以看清自己作品的良莠，以他人的批评为鉴，才容易分辨瑕瑜，有所改进。只有自负过高的作者才会闻过则怒，把别人的批评都看作是妒火中烧，狼子野心。

法学缺乏健全的学术批评，与法学长期没有形成这样的传统有密切关系，也与国人的民族性格存在紧密联系。许倬云先生曾言：国人“学术成绩与人缘的比重，往往难分轩轾，是以平时以不批评为圆通。”

国人不喜欢听到反调，不喜欢听到异议，一旦有人冒冒失失地开展批评，学术之争鲜有不演变成个人恩怨的。

子曰：“乡愿，德之贼也。”法学研究中的乡愿之风不可谓不盛，对士林贻害不小。盖因法学界是一个大名利场，法学者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大家相互呵护捧场，晋升教授焉，授予资格焉，分配奖项焉，无不需要同行评议。

这些活动都需要有良好的人情关系垫底，因此谁也不愿得罪别人。于是一本学术专著出版，只见报刊上登出具有广告作用的书介胡吹乱捧一番，却见不到有见地有勇气高质量的书评。一篇论文出来，即使观点荒谬绝伦，也不大见到有人撰文反驳，任由谬种流传。

林毓生先生在《中国人文的重建》一文中提出人文重建应采取的基本态度是“比慢”，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他认为：“有这种精神，自然会超越中国知识分子所常犯的一些情绪不稳定的毛病：过分自谦、甚至自卑，要不然则是心浮气躁、狂妄自大。”

林毓生特别提醒，比慢并不是比懒，千万不要有这样的误解。所谓比慢，表现在：“你写书用了五年，我要与你‘比慢’，我要用八年的时间去写一本书，这样才有达到质的突破的可能。否则仍然是在原地绕圈子，并无进步可言。我们要做最深切最根本的努力，要下决心，要有志气，不要不争气，不要没出息，要以最大的决心来跟别人比‘慢’。比慢的境界是这样的：

当你很努力、很努力工作以后，真正得到了一点实质成果的时候，你才真正能够“比慢”。当你经过多少煎熬，多少困难——想问题老是想不通，今天觉得想通了，写得很得意，觉得简直是神来之笔。

第二天再看时，却发现仍是根本不通;当你有这样苦思的经验，当你在这样的煎熬、这样的自我批评、这样的坚强的精神支持之下得到一点实质成绩的时候，得到一个突破性的学术理论的时候，你会发现，的确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你的努力没有白费。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比慢精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我们的确着急，的确急得不得了”。要比慢，“你只能脚踏实地，用适合你的速度，走你所能走的路。换句话说，‘比慢精神’是成就感与真正的虚心辩证地交融以后所得到的一种精神。心灵中没有这种辨证经验的人，‘比慢精神’很难不变成一句口号。”

只可惜这一道理，虽经说破，却似乎没人理会。比快的现象仍然刺激着人们的视觉神经。学界笑谈有著名学者背着自己编写的一麻袋著作(大多是教材)去评职称，著作等身，早已不是穷几十年膏油继晷的苦功才能达到的境界了。

学者比快而不比慢，自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钟敬文先生指出：

这种现象的形成有各种原因。一个人涨工资、申请住房，都要与职称挂钩，这就容易走偏。还有制度问题，比如上级主管部门规定每人每年发表多少文章，在哪家刊物上发。那些刊物很少，发表不容易，所以有些人就要想办法凑数。我就从来没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过文章，要是凭这个评教授，评不上。有些报道说，某某发表了二三百篇学术论文。天哪，我从十二三岁起就写点小文章，今年快百岁了，写了一辈子，还没写这么多，严格的论文有三五篇就不错了。

因此，要论学术腐败和学术大跃进，不可把它看作只是一种学术现象，而是应当把它看作“也是一种社会现象”。

学术成果的数量与学者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为了获得评职称、申请住房、待遇、官阶(学者热衷为官的现象也是促成法学有夭亡危险的因素)、奖金等各个方面的利益(这些利益都与学术论著的数量挂钩)，学者“多快差费”地赶制各种低劣论著，学术垃圾遂有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矣。唐纳德·肯尼迪曾提醒日：“一旦在学术中掺杂有个人利益，贪婪或者虚伪，就会严重影响到人们对学术价值的信任。”的确是一针见血。

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应当有不写和少写的勇气，也就是拒绝制造学术垃圾的勇气。不写和少写，就是钟敬文主张的“少写点论文”的严肃态度和诚实精神。这之所以可以被誉为一种勇气，是因为在大量低劣的“学术研究成果”能够获得令人称羡的利益的情况下，坚守学术良心和诚实，需要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这种勇气，可能意味着获得“教授”、“研究员”的职称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意味着宽敞住房、高级待遇和丰厚奖金皆绕道而行不能为其很快拥有，意味着学术声誉慢热而不像许多春风得意之士那样轻易就炙手可热起来，也同样意味着学术声望更为扎实和持久。这样肯坐板凳十年冷的学者多起来，整个学术风气也会为之一变。真正有良知的诚实学者的日子就会好过起来。

不过，光指望学者有不写、少写的勇气是不够的，要真正解决学术质量问题，必须确立起新的学术评价机制。新学术评价机制的核心应当是重质量不重数量。有了这样的学术评价机制，才能够使创造性的学术成果得到应有的地位，使学者能够通过学术获得的利益，不与论著的数量、速度挂钩，避免诱使或者逼迫学者去制造学术垃圾。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比拼数量，逼迫学者月月报季季报年年报研究成果的数量，并依数量发放奖金、评职称和为教授分等级，就别指望有学者能够保持不写与少写的勇气，真正的法学因此而殇矣。